卷一 名义卷（第25/29页）

所谓“选词以配乐” ，是指先有歌词，然后给歌词谱曲。即《尚书》所谓“声依永，律和声” 。以歌词配乐曲，古代称为“诵诗” 。《周礼》记载大司乐以乐语教国子，其三曰“诵” 。郑玄注曰：“以声节之曰诵。” 《汉书·礼乐志》云：“乃立乐府，采诗夜诵。” 这是说，以白天采集到的各地民歌，晚上为它们谱曲。可是，颜师古注云：“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 这个注释，极为可笑。民间歌谣，有什么秘不可宣的，要在夜晚偷唱呢？这个“诵诗” 的“诵” 字，向来没有人注意郑玄的注解，连颜师古也以为是“歌诵” 的意思。汉代称为“自度曲” 。《汉书·元帝纪》谓帝“多材艺，……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 这就是说皇帝能够给歌词作曲。到了宋代，就称为“填腔” 。《复斋漫录》云：“政和中，一中贵人使越州回，得词于古碑阴，无名无谱，不知何人作也。录以进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词中语，赐名‘鱼游春水’。” 由此可知宋人为歌词作曲，称为“填腔” 。

自古以来一切音乐歌曲，最初是随口唱出一时的思想情感，腔调都没有定型。后来这个腔调唱熟了，成为统一的格律，于是一个曲子定了型。再以后，有人配合这个曲调另制歌词，于是一个曲调可以谱唱许多歌词。“填词” 与“填腔” 是互相起作用的。方成培《词麈》中说：“古人缘诗而作乐，今人倚调以填词，古今若是其不同。” 他以为古人都是为诗配乐，而今人则都是跟着曲子的腔调配词。这样提法，未免片面。从唐代的五七言诗发展到宋代的词，这些文学形式的改变，已说明了诗随时都在受乐的影响。不能说唐代的诗乐关系是先有诗、后有曲调；宋代的诗乐关系是先有曲调，后有词。不过，宋代词人，精通音乐的人不多，故多数人只能填词而不能填腔。

不懂音律，当然不会填腔作曲；但宋人所谓填词，最初也还是需要懂一点音律。一个曲调的转折、节奏、快慢，如果不能听懂，所作歌词就不能选字、协韵、合拍。这样做出来的歌词，就会使歌唱者拗口、失律、犯调。在宋代，歌楼伎席传唱的词调，文人都已听得很熟，因此都能够一边听唱，一边选字定句。所谓“依声撰词，曲终而词就” 。或者是先随意写一首长短句歌词，也往往可以配合现成的歌曲。这是因为平时听得多了，虽说随意撰词，其实心中已摹拟着一个曲调。例如苏东坡作《江城子》词，其序云：“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又《阳关曲》序云：“本名《小秦王》，入腔即《阳关曲》。” 这两段词序是东坡故弄玄虚。如果他撰词觅句的时候，心中没有想到《江城子》或《小秦王》的腔调，他随意写出来的词怎么能谱入《江城子》或《小秦王》呢？他又知道《小秦王》可以过入《阳关曲》，故作《小秦王》词而令乐师唱时过腔，便题作“阳关曲” 。由此可知东坡填词，亦有音律知识为基础。如周美成、姜白石之深通音律者，就非但能填词，也能填腔了。杨守斋《作词五要》，其三为“按谱填词” ，沈伯时《乐府指迷》亦说“按箫填词” 。前者要求按乐谱作歌词，后者要求依箫声作歌词。这些例子，都说明填词非懂音律不可。

但是南宋后期，词家都已不晓音律，故沈伯时教人作词，惟注意于紧守去声字，及平声可以入声替，上声决不可以去声替等等规律，这是就前辈名家词中，模拟其四声句逗，依样画葫芦，也就是杨守斋所谓“依句填词” 。可是，杨守斋还说：“自古作词，能依句者少，依谱用字，百无一二。” 可知宋词虽盛，词家能按歌者并不多。依句填词，亦已可贵，又何怪乎元明以后，词仅存于纸上而不复为乐府乎？

由以上的文献看来，“填词” 这个名词，可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按谱填词” ，这些作家都深通音律，能依曲谱撰写歌词。他们也能“填腔” ，即作曲。柳耆卿、周美成、姜白石、张叔夏都属于这一类。第二种是“按箫填词” 。这些作家不会唱曲打谱，但能识曲知音。他们耳会心受，能依箫声写定符合于音律的歌词，但他们不会“填腔” 。苏东坡、秦少游、贺方回、赵长卿都属于这一类。第三种是“依句填词” 。这些作家不懂音律。词对于他们，只是一种纸上文学形式。他们依着前辈的作品，逐字逐句的照样填写，完全失去了“倚声” 的功效。南宋以后，大多数词家都属于这一类。但由于才情有高下，文字有巧拙，这些词家的作品仍有很大的区别。刘龙洲、陆放翁、元遗山、陈其年等，可谓依句填词的高手，厉樊榭以下至戈顺卿，就是呆板的摹古作品了。明清二代，有许多小家词人，他们的作品，破句落韵，拗音涩字。“依句” 的功夫都谈不上，也就不能算是填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