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第10/49页）

我最初还不明白，“饭店里有那么多病人吗？”

“咳，保健按摩呗，外国人玩累了，我给他舒服舒服。”

革命工作无分贵贱，我当然不反对这个道理，可他是医生，而且他自己以前对那种只是让人舒服舒服的活儿曾是那么鄙夷，那么看不起，何至于变得这么快呢？

“我看得起钱呀。”他笑着说。

可你一点也不缺钱，你从小就没有面临过任何生计问题。你是宁愿看得起钱而让你的妻子看不起，你从来不了解你妻子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丈夫！你完全不知道夫妻的维系主要靠感情而不是靠肉体，而女人对男人的感情又常常离不开尊敬甚至崇拜，你让我崇拜你什么？

也许错就错在我老是自觉不自觉地这样拿小祥和继平比。“其实你那个小祥根本是不存在的。”父亲不止一次提醒我：“他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小祥了，而是你的一个理想的幻影，是你多年来按这个幻影不断想象、净化出来的‘白马王子’。一个人心目中要是有了这么个偶像，那就别想和任何人过日子了，没有满意的时候！”

可能是的。人有记忆，是幸而又不幸，记忆就像天真少年在书本里夹着的残花枯叶，是着意留春，缅怀过往的念物，而这念物又常使人举目茫茫，仿佛失了什么不可再得的东西，因为记忆总是滤掉了许多杂质，比实际的历史要美好得多，所以就未免常常成为现实的反衬了。

父亲真像个无所不通的老哲人。

没错，假使当初我和小祥只是一面之交，假使没有后来在八分场共同工作的那段经历，我们不过是迎面匆匆的路人，我现在也就不会那么想入非非了。

偶然加偶然等于命。当肖科长告诉我，小祥将和我编在一个组里到八分场去帮助工作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想到这就是缘分。

我们这个小组一行三人，由肖科长带队，那天到八分场时天已偏黑。八分场的同志不知道还来了个女的，没准备单人棚子，结果还是小祥找来几个同学摸着黑现搭了个小帐篷给我住，离他和肖科长的大棚子不远。

到八分场的第二天就是参加八分场的党总支委员会，听前一段工作情况的汇报。会是在篮球场旁边的树阴下开的。总支委员们基本上都是各中队的队长或指导员，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所以很郑重，对我们，特别是对肖科长的发言和每一句插话，都认真用小本记上，会开得非常严肃、正规、一丝不苟。

惟独陆小祥，坐不稳屁股，进进出出，一会儿去换壶开水给大家续茶，一会儿又去找来几把扇子，后来干脆上厕所不回来了。中午吃饭时肖科长不满地对我说：“这孩子太没耐性了，这么游击习气可怎么工作？”

我替他解释了一遍，可心里也有点着急，寻个左右没人的空子，找小祥做了一次简短而严肃的个别谈话，恳切地指出他上午的行为，实质上是对自己工作组组员身份的无视，是政治上不够成熟的表现。他低头听着，最后嘴里唔了一声，表示接受。

下午继续开会，不料还不到一个钟头，他又故态复萌，说是上厕所，结果跑到球场对面帮人家修拖拉机去了。晚上，处理完事情，肖科长提议我们三人开一个小会，他一坐下来便把小祥批评了一顿。

“工作要有工作的态度，不能觉得没兴趣，听不懂，就到处乱跑，至少你应当做做记录嘛。”

小祥愣了片刻，开始反驳，没想到他的论据竟会一下子把我们搞得无言以对。

“我想我还不是党员，哪能参加这种总支会呢！”

肖科长尴尬地唔了半天，才说：“非常时期嘛，经领导同意也是可以参加的，算是群众代表列席也可以嘛。”他说的领导，自然指他自己。

后来又开了几次总支会，小祥都“列席”了，不但安分多了，而且还担负了会议记录的工作。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钢笔字居然极漂亮，行文也通顺、准确，在那个文化枯竭的年代，我敢说连大城市的青年都很少有这样的水平。小地方的人反而刻苦。

开头几天，我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泡在会议上，总支会、场务会、小队会、中队会、干部大会、家属会，等等。可无论是研究生产还是研究管教，我们都是外行，插不上嘴，每次只好照例说些慰问和鼓干劲儿的话，久而久之，成了老生常谈，也不大有人再拿小本子记了。在无会可开的时候，我们更其成为多余。

于是我提议到监区去深入一下管教干部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问题。提议的动机当然带有一点好奇的成分，因为到这个劳改农场好多天了，我实际上还没见过犯人是什么模样呢？肖科长大概觉得这在客观上也能解决一下我们的无聊，便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