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预备（第5/9页）

克尼克对于最后一句、显然未加思索即脱口而出的话吟味了好一阵子。如此说来，她这栋陈设优美而又调和的房子，她的丈夫，她的政治哲学，她的党派观念，她那她曾引以为荣的父亲——所有这一切，可见皆不足以给她的生命以意义了。只有她的孩子可以使她感到值得活下去。并且她宁可让她的孩子在这种不良的家庭环境之下长大，也不愿为了孩子的未来而与他分离。就这样一位通情达理，而且看似颇为冷静明智的女人而言，这实在是一种令人讶异的告白。克尼克既无法像帮她丈夫一样直接助她一臂之力，同时也没有些许姑且一试的意图。但因他的造访乃稀有难得之事，而普林涅奥又在他的影响之下，故而在不知不觉间将一些折中调和与注意改进的办法引进了这个被歪曲误导了的家庭情况之中。然而，这位导师本人，尽管在戴府的影响力和权威性随着造访的次数逐渐增进，但他自己对这些俗人的生活却愈来愈感到困惑不解。可惜的是，由于我们对于他的首都之行及其耳闻目睹与亲身体验，所知实在太少了，因此，我们也就只好以我们已曾指出的一些事情为满足了。

在此之前，克尼克与希尔兰教会组织董事长之间的亲密关系，只是以公务上的需要为限，从未超过此点。他大概只有参加在希尔兰举行的教育委员会的全会时才会见他一面，而即使是在那个时候，这位董事长通常也只是行使比较正式和充充面子的职务，以及一些迎新送旧的应酬事项，而将指导全会的重要工作交给发言人去处理。前任董事长在克尼克担任珠戏导师时已是一位老人，故而颇得这位导师的敬重，但他对于他俩之间的距离却未做过任何缩短的表示。对于克尼克而言，他几乎不再是一个凡夫之人了，可说已经不再有任何凡夫的性情了；他是一位高居于整个圣秩组织之上的高级祭司，是一种尊贵自在的象征，是一座静默的山峰和一种无上的荣耀。不过，这位可敬的长者已于最近逝世，而教会组织亦已选了亚历山大担任新董事长。

亚历山大是教会当局在若干年前约瑟·克尼克就任珠戏导师初期派来的那位静坐导师。自那以后，克尼克对他在圣秩组织精神方面所作的这种典范表现怀有了深切的感激之情。而亚历山大本人则因在此一时期逐日观察这位珠戏导师的性格和行为，成了他的告解神父并对他有了爱护之意。自从亚历山大做了克尼克的同事和教会董事长那一刻起，他们两个就已发觉到早就存在的潜在友谊了。自那以后，他俩不仅经常见面，而且时常一起工作。诚然，这种友谊缺乏一种日常工作的基础，正如它缺少年轻时期的共同经验一样。我们毋宁说它只不过是处于不同职位顶点的两个同事之间所表现的那种同情而已，因为，他们只是以一种较点头之交稍大一点的热情，只是以互相怜惜的圆熟，顶多只是以开会休息时间闲聊上几句的方式表示他们的友好罢了。

董事长一职——亦称教会导师——在组织章程上，地位并不高于他的同事，亦即其他各科导师。但因教会传统的关系，他有了一种难以界定的优越性：最高委员会开会时由他担任会议的主席，已经成为一项不成文的习惯法了。而在过去几十年间，由于教会当局逐渐重视静坐清修的生活而使他的地位日见提高——虽然，这只是圣秩组织和教学区域内部的事情而已。在教育委员会委员诸公当中，教会董事长与珠戏导师两人，已经愈来愈像卡斯达里精神代表中的一对典型人物。此盖由于，比对从卡斯达里前期传下来的古典学科——例如文法、天文、数学，或音乐之类——玻璃珠戏与静坐练心这两个课目，如今已经成了卡斯达里特别重视的法门。因此，现在在这两个方面担任头目的这两位导师出面互示友好，乃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对于他们个人而言，这是自身价值的一种表白，是个人生活中的一些额外温暖和满足：对于他们两人而言，这是一种额外的激励，可以促使他们完成他们以身作则的教学工作，发挥卡斯达里世界的内在价值和神圣力量。

因此，对于克尼克而言，这无疑是又一种关系，对于他那渐欲放弃每一样东西，进而突破难关，迈入另一种生活境地的意愿而言，可说是又一种平衡之力。虽然如此，但这种意愿，仍是不屈不挠地向前推展着。自从他本人完全意识到这个意愿之时——可能在他就任导师之职的六七年之间——它就已经开始日渐壮大了。他像过去奉事“觉醒”这个观念所做的一样，一直坚定不移地将它纳入他的意识生活和思维之中。我们相信我们可以这样说：他欲挂冠求去的念头，自从那个时候起，他就了然于心了。有时候，就像一个囚犯相信他终有获得自由的时候；有时候，就像一个病重之人自知他的死期将至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