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下)(第23/27页)
驻防西昌的一三六师师长伍培英,便是那时已投靠中共的刘文辉的「乘龙快婿」,当重庆未失陷之前,他在重庆已受乃岳蛊惑,命其回西昌策动,上演「阵前起义」那齣好戏。伍培英是依靠老丈人发迹的,自然一切都奉命惟谨,遵照行事。伍的师部原驻扎在西昌城隍庙,与西昌警备总部(原为西昌行辕)及总司令贺国光[8]将军官邸的望远室,都佔在一条平行线上。
伍啣乃岳之命,赶回西昌,即与心腹人等,昼夜商议所谓「起义」事宜。那时他惟一感觉苦恼的,是他历来都受警备总部的节制,他对于警备总司令贺国光也有三分惧怯,加以师部在西昌城内的兵力还不满两团人,号称精锐的另一团,早经奉令出驻富林剿匪,临时调动深感困难,故一直延迟至十二月九日,伍培英的酝酿叛变,犹未成熟而不敢动手。
是时他因获知云南的卢汉已于九日继川康之后宣布投共,使他更觉心痒难熬,终于不顾一切,于十二月十日他对贺国光致送了一个最后通牒,要贺氏接受城下之盟,无条件投降,否则便要不客气了。
那时西昌警备总部本身所掌握的实力,仅有贺氏贴身一个警卫营,虽然在西南局势吃紧时,準备扩充为警卫团的,但在渝领到兵员和枪械后,不幸重庆成都即相继失守,人马都搁在中途路上,动弹不得。若论当时的实力,是无法与伍培英相抗的。
自从这个炸弹消息传开之后,警备总部的人员,因为看到伍培英的哀的美敦书,措词异常横蛮无礼,不免在紧张中又带着愤怒,而又苦于无法应付。这一天,大街小巷的老百姓们也都显着惊惶的神色,在惊惶中也带着怨愤,对我们投以轻蔑的一瞥。
议论未定叛军蠢动
在这个暴风雨将临的前夕,似乎整个西昌城都充满了悲惨的景象。记得那一天虽是个大晴天,但太阳似乎也失去了热力。日落黄昏时,贺国光公馆远望室平时静静的会议厅裏,却挤满了人群,原来是贺氏为了应付即将来临的祸变,特召集总部全体中上级职员,在极机密中举行最后一次决策会议。笔者也是其中的一员。会议开始后,首先由贺老总宣读伍培英送来的逼降文书,接着又摆明双方兵员部署和实力的对比,并鼓励大家踊跃发言,应付危机。
跟着即有人站起来激昂慷慨的侃侃陈词,主张宁为玉碎的起而抵抗;也有一二人主张走政治路线,马上派员和伍培英讨价还价,万一无效,再谋抵抗不迟;也有人垂头丧气,呆在旁边一声不响。此时会议室裏七嘴八舌,你争我辩,一连串的冗长讨论,不知不觉会议由六时开到了九时,依然发言盈庭,莫衷一是。贺氏坐在主席位置上,不断地抽着他历来所吸的那种国产雪茄,有时很用心倾听他人发言,有时显着欲听不听的神气,有时又在拍纸簿上振笔疾书,不知写些什么?这时,忽然从会议室外闯进一位便衣人员,向贺氏附耳低声报告了几句,贺氏聚精会神地听着,却不住点头。
大家正在猜忖之际,贺氏立刻便将这个情报公开了,原来是:伍培英部都已接奉密令,决定在本晚三更造饭,五更出发,一切正作急行军準备中,决心要把我们澈底解决。此际时间是最无情的,显然敌人「刀已出鞘,箭也上弦」,我们这边还在作筑舍道旁之谋,头脑稍为宁静的人,都为之捏一把汗,担心这会议再僵下去,难免不蹈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的覆辙!
贺国光击桌下令平叛
最后,贺国光站起来了,大家冷不防地听到他用坚实的拳头向桌上猛击了两三下,这,一面表示他的决心,一面权作惊堂木。登时全场就鸦雀无声的静了下来,又突然听到他咆哮如雷的发言了,他说:「我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半生戎马,愧对党国,今天决不能向任何暴力低头!」
他说这几句话时,紧握着的拳头有些发抖。接着又说:「摆在我们面前的,现时只有一条路,这也是大家唯一的生路,我们只有竭尽现有的一切力量,发挥大无畏的精神,和敌人死拼到底!」随着就展开他那本拍纸簿,宣示他业已掌握可以使用的兵力,七拼八凑,连总统府警卫军日前路过西昌留下来约一营兵(该营一色卡宾枪,此役出力最大)都合计在内,还不足一团人。然后又宣布他的作战计划、兵力配备。大致是:决定本晚分两路出击,以一路直扑城隍庙伍培英的师部,并悬赏二万元活捉伍培英,能将其击毙的则赏银一万元;另一路分途包抄伍部驻扎于西郊外跑马场的部队,阻止他们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