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的眼睛（第4/8页）

笑得有些狰狞，她的去而复返，令一件事情变得可能——得到她的眼睛。我问：“你真的患有晚期癌症？”她说：“如果有鞋油厂长，我就有晚期癌症。”

一切迹象表明，“鞋油厂长”是她的一个职业术语，不知有多少人上当受骗。那么就只能这样了，将她杀死……

我说：“我的右眼近乎失明，出车挣钱，必有危险，不如你当我的陪车吧，代替我的右眼。”她从床上坐了起来，脸上有一种近似于感动的神情，也许她以为我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地将她爱护，如此这般地一想，我也有些感动。

两天没有开车了，同事们可能以为我已死在某一条街道。当我带着她行驶在上海回旋的高架，相逢上许多同事的车辆，它们接连地向我靠近，见到驾驶舱右侧的她，无不乱晃着仓皇而去。

她是个漂亮姑娘，在半摇的车窗后有一种特殊的媚俏。

我的计划是，如此这般地行驶到深夜，用扳手钳朝她的后脑砸下，再将车撞在高架底柱，伪造出一场车祸，掌握住她必死的最后时刻将她送到医院，当医生抢救无效发出懊恼的叹息，我提出建议：“正好我有只眼睛出了问题，不如……”

所担心的是，医生不见得给我，可能还有关于遗体的种种法律，所以在中午吃饭时，我对她说：“给我写个遗嘱吧。”她眯起一只眼睛，诡笑地问我：“什么？”

女人越现代越好，因为现代女性对生活充满游戏感，不管说什么，只要离奇，都会取得她们的欢心。她用唇膏在一张餐巾纸上写下遗嘱：“我的眼睛归你。”

我们吃饭的地方是出租车司机的餐点，我所有的同事都在，围拢着平板三轮一车的盒饭。我们蹲在地上，一阵风吹来，所有人都调转了后背。在转身的时刻，她将遗嘱递到我手中，浮现出柔弱神情，也许餐巾纸上的字迹是“我归你了”的原意，如此一想，我不由得伸出手臂，将她的肩头搂住。

身后立刻响起一片轰鸣，那是同事们啧啧的赞叹，她回头白了一眼，嘟囔道：“起什么哄呀！”便将头缩进我的手臂。

她的遗嘱叠成方正的一块揣进我上衣的口袋，心脏之上。饭后开工，她不再和我交谈，仪器般机械地报告右方的情况，如此这般地行驶了整整一个下午，天空终于出现黑暗的迹象。

在21点43分，打车的是一个醉汉，摊躺在后座酒嗝不断，她终于说话：“大哥，你是东北人吧？”那人：“是呦！”一会，她又问：“你喝醉了吧？”那人：“没有！”

他俩聊了起来，话题是土匪白俄。当那人下车时，我条件反射般大喝一声：“你不要下车。”看着我，她惊异的表情渐渐平和，说了句：“我不下车。”

扳手钳在座椅下发出铜铁撞击的声响，正逢一个拐弯的时刻。她问：“什么声音？”我说：“歇工的铃声，咱们回家吧。”

我对她的欠款增加到三千五百块。

她瘦削的身体，有着想象不到的韧性，犹如鼓面的皮革紧紧绷在我的身上。我眼睛干涩，黑暗的墙面上闪烁着父母的幻象……

我的家，一百四十年来仍在西藏中路，狭隘的两层五六个房间，有着陡峭的楼梯，窗户窄小得不像是为了阳光透入而像是仅仅用来透气，一年四季阴气森森，这类房子在一九一六年被北方人称为石库门建筑。

在那样的空间里，我出生后对父母的第一印象是“鬼影绰绰”。我的双亲有着魔术师的造作风度，鼻骨、面颊尖利，柔软的部分——鼻头和眼皮造型精巧。我难以长得他俩般精巧，所以总是心存隔阂，终于在十七岁时离家出走。

我十七岁的时候，我的父亲有了外遇。一个早晨，母亲带领我闯进了相隔三条街道的一所石库门，父亲极其冷静地从床上坐起，穿衣穿鞋，挨了母亲一记耳光后，脸色铁青地离去，遗留下床角一位缩进被中的阿姨。

母亲一掀被子便和她打了起来，暴露出她大片的皮肤，每一下颤动都令人晕眩，将远离床榻的我拍打。

几番折腾，母亲摔到了地上，悲愤地冲我吼叫：“揍她！”我打了个冷战，跳上了床。她戴着乳罩，乳罩的上沿是胸骨的隐约形状，我便冲着此处一拳打去。

她的胸骨渐渐清晰，浮现出瘀青的色泽，也不知打了多少拳。

父亲的情人被我打断了胸骨，铁青着脸的父亲赶到医院谈判：“你说私了还是公了？”那女人说：“私了。”

所谓私了就是她与父亲的奸情得以延续，作为免去对我刑事起诉的交换条件。我为了母亲而仗义出手，不料得罪了父亲也得罪了母亲。我里外不是人地待在家中，终于压抑得离家出走。

出走那天，我先去了淮海路上一家新的内衣商店，辨认出父亲情人的乳罩是欧奴琳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