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〇年六月二日（第4/41页）

天上有一个时钟，高高地挂在太阳那里。而我在思考，不知为何，当你不想做某件事时，你的身体却会耍把戏，哄骗你不知不觉中就做了。我感觉到后颈上的肌肉在抽动，接着我听到了那块表在我的口袋里发出的嘀嗒声，又过了一会儿，所有的声音都被我抛在脑后，能听到的只有口袋里那块表走动的嘀嗒声了。我转头往回走，回到了那个钟表店的橱窗。他正坐在橱窗后的桌子上修表。他的头顶几乎全秃了。他一只眼睛上戴着一个放大镜——一个嵌在他眼眶里的金属筒。我走进了店里。

这个地方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嘀嗒声，就像在九月份，草地上一片蟋蟀的叫声，我能特别听出来他头顶的墙上挂着的一只大钟的声音。他抬头看我，他的眼睛很大，但灰蒙蒙的，鼓鼓的好像要从镜片后面冲出来。我掏出自己的表，递给他看。

“我把这个表弄坏了。”

他拿着表在手里轻轻翻动着。“看得出来确实弄坏了。你肯定从它上面踩了过去。”

“您说得对，先生。我把它从梳妆台上掉到地上了，一片黑漆漆的，我还踩了它一脚，不过它还在走着呢。”

他动手撬开表后面的小盖子，眯缝着眼睛往里面窥视。“这么看起来貌似还好。但是没给它彻底做个检查，我可不敢打包票。我今天下午来仔细检查它。”

“那我待会儿再拿过来修吧，”我说。“您能否告诉我，这橱窗里这么多钟表，哪只走得准？”

他把我的表放在手掌上，抬起了头，他那只灰蒙蒙的，鼓鼓的好像要从镜片后面冲出来的眼睛盯着我。

“我跟一个哥们儿打了个赌，”我说。“可我今天早上又忘了戴眼镜出门。”

“哦，好吧，”他说。他把表放下，从高脚椅上站了半个身子起来，越过栏杆往橱窗里看。然后他又抬头看了看墙壁。“现在是二十——”

“别告诉我，”我说，“求求您了，先生。只要告诉我那么多钟，是否有哪个走得准。”

他又朝我看了一眼。他重新坐回到高脚椅上，把放大镜推到前额上。他眼圈四周有一个红红的印子，拿开放大镜之后，他整张脸看起来光秃秃的。“今天你们在搞什么庆祝活动吗？”他说，“划船比赛要下个礼拜才举行啊，对不对？”

“不是的，先生。这仅仅是一个私人的庆祝活动。生日宴会。它们有哪块走得准吗？”

“没有。它们都还没校准过呢，也没对过时间。如果你是想买其中一块——”

“不是的，老板。我不需要买表了。我们客厅里已经有一个挂钟了。等我什么时候需要，再拿这块表来修吧。”我伸出了手。

“最好是放在这儿，我能早点儿帮你修好。”

“我还是以后再拿来修吧。”他把表递给了我。我把它放进口袋里。我现在没有办法透过四周这一片纷纷扰扰的声音再听到这只表走动的嘀嗒声了。“很感谢您。希望没有耽误您太多时间。”

“没事儿。你啥时候想好了就带来吧。等咱们赢了这次划船比赛，你们再庆祝，不是更尽兴嘛。”

“是的，老板。我也觉得等赢了再庆祝好。”

我走出门，把那一片嘀嗒声关在了身后。我回头往橱窗里看了看。他也正在栏杆的那头注视着我。橱窗里面摆着十几只表，就各自显示了十几个不同的时间，每一只表都和我兜里那只缺了指针的表一样，笃定只有自己才是准时的，别的表都是乱走一气。每一只表都和其他的表互相矛盾，走得不一样。我能听见我那只表在口袋里发出的嘀嗒声，虽然没有人能看见它，尽管它已经不能说明时间了，但谁又真能说明时间呢？

于是我告诉自己，就按那只表的时间来过吧。因为父亲说过，钟表杀死时间。他说只要那些小齿轮在咔嗒咔嗒地走着，时间就是死的；只有当钟表停下来，时间才会恢复生机。两根指针水平展开，微微地形成一个角度，就像一只在风中斜飞的海鸥。我怀着满腔的难过与遗憾，正如黑人们所说的蓄满了水的新月一般。钟表匠又在工作了，他俯身在工作台上，那个圆筒深深地嵌入他的脸上。他梳了个中分的发型。中分线直通到他光秃秃的头顶上，就像十二月排干了水的沼泽。

我看见马路对面有一家五金铺子。我以前真不知道熨斗是论磅买的。

“大概你是想买一个裁缝熨斗吧，”店员说，“这些是十磅重的。”只是它们比我想象中重多了。所以我买了一对小一些的六磅重的，因为把这对熨斗用纸一包，看起来就像是一双鞋。这一对一起拿着可真够重的，但是我又想起父亲是如何说人类经验的归谬法了，还想起了我仅有那一次申请进哈佛的机会。也许到明年吧；我在想着也许要再在学校里待上两年，我才能学会如何恰当地做那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