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〇年六月二日(第5/41页)
但是光把他们拎在空中就够重了。一辆车开过来了。我上车了。我没看见车头上的牌子。车厢里坐满了人,貌似大多数都是些富人们正在读报纸。仅有的一个空座位是在一个黑鬼旁边。他头戴一顶常礼帽,皮鞋刷得锃亮,手里夹着一根灭了火的雪茄烟蒂。我过去总以为一个南方人应该对黑鬼的存在总是非常敏感。我想北方人大概也很希望他自己能这样。当我第一次来到东部时,我不断提醒自己,一定要把他们想成有色人种,而不是黑人,如果不是我凑巧跟他们混得很熟,我得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才能弄懂,其实对于所有人类,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最好的相处之道就是他们怎么看待自己,我们就怎么看待他们,然后没事别招惹他们。我以前就已经领悟到了,黑鬼并不仅是一个人种,更是一种行为方式;与他周围的白人的观察对照面。可是我起先以为要是没有那么多黑人围着我打转,我肯定会觉得很失落,因为我觉得北方人会认为我是那样想,直到那天早上在弗吉尼亚州,我才确信我真的是很思念罗斯科斯、迪尔希和他们那一群人。那天当我醒来时,火车没有开动,我撩起遮阳布往外面张望着。那节车厢正好卡在一个三岔路口上。两行白色栅栏从山上一直延伸下来,到了这个三岔口,就像个牛角一样岔开了,继续往山下延伸过去,有个黑人骑着一匹骡子,站在硬邦邦的车辙印子里等火车开走。我不知道他在那里等了多久,但是瞧他的模样,头顶裹着一个毯子,叉开腿坐在骡子背上,似乎他和骡子,栅栏和路,都是与生俱来就在这个地方似的,就像这座山,仿佛就是从山上雕刻出来的,更像是有人在半山腰上竖起的一块牌子:欢迎回到家。那匹骡子没鞍,那个黑人的双脚几乎都要垂到地面上了。那匹骡子看起来就像一只兔子。我把窗户推了上去。
“嘿,大叔,”我说,“这儿有没有那个规矩呀?”
“啥呀?”他看着我,然后把毯子解开,从一只耳朵那里拉开了。
“圣诞礼物!”我说。
“哎呀,老板,您来真的呀。这下可让您逮在我前面了,(22)是不是呀。”
“这次就饶了你。”我把裤子从窄窄的吊床上拽了过来,摸出一枚两毛五的硬币。“但下次你可要小心点儿啊。过完新年后第三天我还要经过这里,你那时候可要当心啦。”我把硬币扔出窗户。“给你自己买点圣诞节礼物吧。”
“好的,先生。”他说。他爬下骡子,捡起了那个硬币,在裤管上擦了擦。“谢谢啦,少爷,谢谢您啦。”然后火车开始挪动了。我伸出上半身,伸进寒冷的空气里,往回望去。他站在那匹骨瘦如柴像兔子的骡子边上,人和骡子都破破烂烂、呆若木鸡,没有一丝不耐烦地等待着。火车拐了个弯,喷发出了几声又短又重的爆裂声,他和骡子就这么平静地离开了我的视线,依旧那么破破烂烂,那么永无止境的耐心,那么死一般的肃穆:他们身上融合了童真而又时刻存在的笨拙,也有可靠稳妥的部分,这两种矛盾的性格成分庇护着他们,照顾着他们,不顾一切地爱着他们,但却又不断地掠夺他们,而且还合理地回避了责任与义务,这样的手法实在太露骨了,简直无法称为诡辩,他们被欺骗和掠夺了,但却对胜利者满怀着由衷坦率的钦佩,一个绅士对于任何在公平公正的比赛中赢了他的人都怀有这样的敬意,除此之外,他们对于白人们异想天开的行径都抱着一种无原则的容忍和耐心,这种溺爱的态度正如爷爷奶奶对于随时可能发脾气的淘气孙子,而我已经渐渐忘记这种感情了。这一整天,火车穿过扑面而来的多个山口,沿着矿脉在山路上曲曲折折地前进着,所能听到只有排气管道和车轮在拼命呻吟,你感觉不到火车在移动,崇山峻岭往远处曲折绵延到天边,融进了阴霾灰暗的天空里,我想念我的家乡,我想那昏暗荒凉的小车站,泥泞小路,广场上那些从容不迫地来来往往的黑人和乡巴佬们,他们背着一袋袋的玩具小猴子、玩具小车子,还有糖果,还有从口袋里伸出来的一支支的烟火,就在这时,我的身体里涌动着一股异样的情绪,就像在学校里听到钟鸣时那样。
要等钟敲了三下,我才能开始数数。(23)接着我就开始数数了,数到六十,就弯下一根手指,我一边数着,一边心想还要弯下十四根手指,接着弯下了十三根、十二根,然后是八根、七根,忽然之间我感觉到四周一片寂静,大家全都不敢走神了,我说了句:“老师,怎么了?”“你名叫昆汀,对不对?”劳拉小姐(24)说。然后四周陷入了更加深沉的寂静之中,所有人都屏气凝神,不敢走神,气氛紧张得我的手指都要抽筋了。“亨利,你告诉昆汀是谁发现了密西西比河。”“德索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