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第9/23页）

他们的父亲比母亲只多活了几年，一九三六年死于心肌梗塞，作为七个孩子中最小的，多里戈跟哥哥姐姐几乎没来往，他们在大萧条到来前的那几年四散到澳大利亚各地找工作。四个姐姐去了维多利亚省西部地区的毛纺厂，他从没真的了解过她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她们被生活压垮，相继去世，他出席了葬礼。他把她们的孩子和丈夫看作陌生人，但他们来找他，他还是每个人都帮。他们中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马西，他一个人供养了他十多年，而他一九六二年在墨尔本死于未确诊的癌症。他最大的哥哥阿尔伯特在昆斯兰顶北部找到砍甘蔗的工作，一九五六年死在那儿制糖厂的爆炸事故中。汤姆几经周折在悉尼落脚，结了婚，但没孩子，在雷德范火车场的众多庞大车间里当工人，退休后把时间用在照看他在巴尔梅恩区房子后院里的蔬菜和在当地酒吧玩投镖。

一九六七年二月，艾拉规划了一个长达一周的假期，要带孩子到塔斯马尼亚去，住在最近跟丈夫一起搬到那儿的她姐姐家。这些被设计好的假期全没有多里戈的参与，在作为他们共同生活中幸福时刻的幌子下，这其实是他们作为家庭的最后遗迹。艾拉把它们制定出来，他表示赞同，他们都把假期看作一种纠错的惩治形式，对它们感到厌憎，这被称为“与家人共度的时光”。

就在他们要飞往霍巴特的那个星期六，他接到电话说他哥哥汤姆突发心肌梗塞，这引起他混杂的感情。一方面令他不安，另一方面又让他有充分理由躲开在塔斯马尼亚的最初一两天。他设法当晚飞到悉尼，但周日汤姆用了太大量的镇定剂，讲话含混不清。直到星期一，多里戈才能较长时间同他谈话。

汤姆告诉他怎样在肯特酒店突发心肌梗塞，一头栽倒，刚好在要甩出一支正中靶心投镖的时候。

“正中靶心？”

“把它带在包里呢，”汤姆说，“这么离开酒店怪不好意思，真是。躺在地上一汪尿里头，还戴手套拿一支投镖。我情愿在没那么多人的地方，比方在西红柿垄里。”

他哥哥好像跟往常不同，很想说话，多里戈很快发觉自己沉浸在对他们在塔斯马尼亚度过孩童时代的回忆中。那时，汤姆把克利夫兰的故事轮唱一遍，再从头来，一个没头尾的循坏，其中有些多里戈知道，很多他从没听过。道非·叶芝的名字被提起，汤姆想起道非经常自夸能比火车跑得快。有人不信，要他证明，他就脱到只穿白色长内裤，跟从朗塞斯顿开往霍巴特的火车赛跑，穿越薄荷桉和克里夫兰灌木形成的银白色篱墙。火车鸣着笛，绕过通往科那拉关口的拐弯处，从视线中消失，道非向地上一倒，浑身擦伤，筋疲力尽，不得不承认比输了。

“他对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想试试，道非。”多里戈说。

“八十五岁还一个人跳舞，”汤姆说，“最后收集到利兰P76型轿车。你放不了手的一辆车。他叫人把他肚子朝下埋在墓地，这样，从今往后，每个人都必须亲他的屁股。但我老想他穿着白色长内裤跑过灌木丛。跟生活很像，是吧？你想你能跑过它，你比它强，但每次它都把你给耍了。它把你打垮，然后，鸣着笛，喷着蒸汽开走，快活得像一个自鸣得意的家伙。”

他们笑起来。

“你知道道非是杰基·马圭尔的表亲吗？”汤姆说。

多里戈不知道。他温情地谈起他给汤姆和杰基·马圭尔读诗歌和罗斯姨妈建议专栏的往事。

“杰基老伙计，”汤姆说，“一个好人。伙伴中最好的。对野地的活儿门儿清。他太太是土著，你知道吗？”

有一两秒钟，多里戈·埃文斯根本想不起杰基·马圭尔太太是谁。接着，一个蛰伏很久的记忆用力推挤向前，出现在他意识最显要的位置，这记忆曾以某种方式困扰他，塑造他，远超过他有意识知道的。尽管他听到过模糊的传闻，说她有西班牙贵族血统，这是塔斯马尼亚由来已久的不在场证词之一，但多里戈不知道她是原住民，这使他问起他总想问的问题。

“那时候，那么多年前。在她消失前，我看见你跟她在一起。”

“杰基·马圭尔太太？”

“你在吻她。”

“吻她？在哪儿？”

“圣安德鲁客栈后面的旧鸡棚里。”

“我没吻她。”

“你们两个我都看见了，她搂着你。”

“我去射兔子回来。她把洗好的衣服挂起来。我没别的事做，就帮她一把。现在回头看，我能想明白她肯定正难受。但那时没怎么觉得。我们就是说说话。讲家里的事。周围人的事。我开始讲我还没真的跟谁讲过的事。我见过的事。关于战争。然后，我承受不住了。这我记得。我开始喘不过气，没法儿好好讲话。垮了。她像搂小孩儿一样搂着我。事情是这样，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