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第23/49页）

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通宵不眠。我痛恨这些无聊的流言，却又惶惶不安。怪，如果流言纯属无稽之谈，又何至于不安？

小祥的身影老在我面前晃，他就睡在离我不远的棚子里，匀细的呼吸似乎能随着年轻肉体的气息弥散过来。他真好看。他心也好，也能干，也勇敢，也不自私……

不行，全是胡想，这不可能，下流，大逆不道……

也许，人到青春年华，都免不了胡想。

还喜欢唱叫人胡想的歌！

“……我本不该停步，是你的美丽使我流连。

你愿不愿和我结伴，去那遥远的天边……”

小祥老是低声哼着，逢我问，“唱什么呢？”他便慌张起来，又有点腼腆，“瞎胡唱，咳，不是好歌。”支吾其词。

“不是好歌你还唱，当心中毒。”我笑着说。

他轻松下来，“没事。”接着大声唱起：“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

也许，正因为总是胡想，年轻人才喜欢唱。

事实上，肖科长的告诫恰得其反，他使我把原来并未意识到的某种感觉，或者说是某种潜在的可能性，意识到了。

尽管从那天起，我开始处处注意规避，但小祥在我心里的位置，却越来越鲜明越特殊了，举手投足，一颦一笑，无不牵动我心中微澜，而如此下去何以了结？心里却惶然。

小祥似乎全然不知，他那几天特别兴奋，因为告马盛利的状子终于告准了，尽管并没有定为“间接故意杀人罪”，但鉴于他在震灾面前见死不救，丧失了起码的阶级感情，农场党委特决定给予其留场察看一年，以观后效的处分。这件事可以说是小祥走上社会以后的第一个成功，大大增加了他的一种男子汉气概。

他工作更积极了，什么事都认真。那时场里统一放了四天假，让各家把地震后仓促搭起来的防震棚修整加固，以便长期抗震。他只回去了两天，就修好棚子回来了，还给我和肖科长各带回几件干净衣服。我们出来的时候，两手空空，换洗的衣服一件没带。

马盛利被劳教这件事，在全场引起很大反响，又被孔局长和其他领导在一些会议场合多次提到，各单位引以为例，好像不在本部门也照样查出几个孬种，便有“一潭死水”之嫌。于是，接二连三有人被“揪”出来，颇有一窝蜂之势：见死不救的，玩忽职守的，乱拿公物的，还有装猫学狗起哄吓人的，越搞越多。那年头无法可依，援引的判例早已不局限在马盛利的处分上。有说北京的小偷到别人防震棚里偷了八块钱饭菜票就照数判了八年刑的；更有说唐山对抓住的坏人一律就地处决的，诸如此类，大家似也理解，觉得震灾时期，非重典不足以安天下。但无奈重典常常就是“土政策”，加上大轰大嗡，“扩大化”就难免了。有的单位确实搞得人人自危，都在惴惴然地回顾自己在地震后的表现，是否有不英勇或者不检点之处。我们在八分场自然也收到不少揭发检举信，可大都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了了之。

那天，因为我和肖科长在分场部党支部参加组织生活会，小祥就一个人去东村搜集情况去了，中午吃完饭才回来，神色异样地悄悄对我们说起，上午东村一个干部向他揭发分场教导员兼党总支书记秦文忠玩忽职守的情况，我们都吓了一跳，不由得郑重起来。

“地震后，他一整天都围着自己家的屋子挖东西、看孩子、做饭，根本不知道组织群众抗震救灾；下面干部找他请示汇报，他也不管，还叫几个工人给他搭防震棚呢。有的群众没东西吃，找他，他说我到哪儿找去？一点阶级感情都没有，可他们家那天把砸死的鸽子都煮着吃了，根本不管别人还饿着肚子；东村几个遇难的干部下葬时请他去向遗体告告别，他说‘不去了，就埋吧。’人家回去就骂开了，说在八分场干了二十多年的老同志，人死了当头儿的连看一眼都不肯，让活着的人都寒心！”

小祥开始语气还平和，越说越有气，“还是老革命呢，一点责任心也没有，我以前还叫他秦叔叔呢，得，以后我才不叫呢！”

对这个情况，肖科长非常重视，不住地点头，最后沉吟着说：“这完全是革命意志衰退问题，太典型了。”

当天下午，我们停下所有工作，三个人一齐到东村来了。先是找有关人员个别谈话，然后也顾不得先搞清谁和秦文忠有什么亲亲厚厚的瓜葛，便开了几个座谈会核实情况。因为矛头所向，毕竟是八分场的第一把手，又是清河老资格的分场领导，非同小可，所以我们只问情况，不加评论，结果证明：小祥汇报的情况基本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