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第36/49页）

十年来，在枯燥乏味的课堂，在刻板单调的办公室，在喧嚷嘈杂的菜市场和能把肠子都挤出来的公共汽车上，我过着平淡如水却并不轻松的生活，被考试、分配、提级、出国、房子、煤气瓶，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烦恼拖累得精疲力竭。一个人可以在回首往事的时候去羡慕当年心灵上那种年轻的快乐和忧愁，但却无法找回它们，我不能不随着潮流而下，卷入到人类生存竞争的旋涡中去。我完全理解竞争对于社会前进的杠杆作用，也因为竞争能不断使我看到自身价值的变化而躁动，可我老是觉得这躁动里包含了某种自私的成分，所以常常情不自禁地，对自己和别人的“个人奋斗”持了一种厌恶、鄙夷的心理，恨它撕破了我少年时代的纯洁幻想。

或许世事本来就该这样，幻想固然美好，在现实面前，却常常是失望的源头。

研究所的第一、二“把手”去年年底就被年龄杠杠一刀切下来了。新调来的第一“把手”对所里情况不熟，递进上来的第二“把手”年龄偏大，“罗营长”又是外行，所以院党委决定，从所里再拔出一位副所长来，指定要年轻的，而且最好是女同志。

“你又动心了？”父亲那洞明一切的微笑使我感到羞耻，可又觉得完全可以分辩：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我有十多年党龄，坚定拥护三中全会，贯彻四项基本原则，思想解放、勇于改革，学术上也有成绩，我的关于海明威的论文受到国内同行的普遍重视……

“别提你的海明威了，”父亲打断我：“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你也是。海明威对战争的失望引起他对整个世界的厌倦；你的浪漫理想的破灭使你热衷于追名逐利。可实际上，你破灭的东西仍然是你怀念的东西；你追逐的东西也正是你厌恶的东西，所以即使你有朝一日名利双收也绝不会幸福，你注定永远是迷惘的！”

是的父亲，您说得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生存本能的驱使在我身上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可我有什么办法呢，人的价值、受社会重视和尊敬的程度，越来越明显地取决于地位的高低、财富的多寡。我怎么能比您呢，离职赋闲，除了养花植草，打打太极八卦之外，就是带上本《古文观止》到郊区干休所去养尊处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何等的散淡、超脱、清静啊。可我们不行，社会的各个位置正在中青年中重新分配，你想搞个体户赚钱也好；你想当官掌权也好；或者说得高尚一点，你想得到在事业上有所施展的条件也好，那就得去争。不是吗？现在多少青年人重视的哪里是什么正确错误、是非曲直，而是胜败强弱，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高低分晓。

所以即便“常恨此身非我有”，也不能“何时忘却营营”了。

偏偏这个时候，我得了肺结核，肺结核是富贵病，好治，问题是谁还会提拔一个肺痨鬼当副所长？

继平比我更着急，“干脆，”他说：“就别让你们单位里知道，我给你找个地方治去，反正你们也不坐班，无非是自个儿花药费而已，现在的肺病有个二三百块钱包你拿下来，可你要是提不上去，每个月都得少好几十块呢，咱可别冒那份傻气，为了芝麻丢了西瓜。”

我厌恶继平的商人嘴脸，可这主意并不坏。

人逢此时，就免不了要感慨青春的早逝了，青春与强健的体魄同在。我多么羡慕二十岁的时候，清河的蚊虫酷暑，风餐露宿，吃生吃冷，把很多男同志都拖垮了，可我居然没病。

工作队里的病号越来越多，甚至连一向以军人体魄自居又特别善于保养的孔局长也拉了稀。到清河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我从八分场回来后，各摊儿工作都已开始着手扫尾，看来归期将近。大家都是在地震当天匆忙拉出来的，跟家里都不曾打个招呼，无不盼着早点回去。我呢，也想念爸爸妈妈，不知现在北京的人们是否还睡在街上；还有小祥的工作，最好也能早点回去替他活动。

在我们去孩儿河游泳的那天晚上，小祥姥姥的心脏病猝然发作，被送到总场医院输了一天一夜的葡萄糖，因为医院的病床太紧张，所以第三天便让小祥接回家去将养。肖科长代表工作队领导专门到家里探望了一次，同时以照顾为由，顺理成章地通知小祥即日起回分局上班。

我们就此分开了，虽然还都在总场这个大范围内，接触的机会却极少，他只是借着偶然的工作之便来工作队看过我一次。当着众人耳目，我们也只能说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我呢，为了避口舌，也一直没再到他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