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第41/49页）

护士叫她孩子的名儿了，她这才住了口，匆匆道别领着孩子进去了。我心绪暗淡地离开医院。

肖科长一点没说错，即便是造谣，你都没个分辩的机会，你能怎么着，还能到樊书记家解释一通去？那岂不滑稽，岂不“越描越黑”？

这种拿风当雨的勾当，姓罗的能在领导的家里干，在所里未必不会。他张着嘴巴说，别人伸着耳朵听，既不会有人跑来找你问究竟，你也就无从洗白辩诬，无论真伪，舆论反正是造成了。

尽管我们大家，也包括他，都经历过舆论可以杀人的时代，都看到过在愚昧中留下的淡淡血痕；尽管那血痕已被如水的岁月洗刷，但现实中仍然有某些硬邦邦的东西，要不时地触痛你的伤疤。

它常常提醒我想起和小祥最后的那段日子。

那时候，总场抽了几个干部，加上工作队的一位老同志，组成了陆小祥专案组，组的阵容相当不小，专案却搞得毫无声色。在给市委写信的问题上，小祥不但不肯认错，反而常常把审案子的问得没话说。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在这件事上对他含糊责骂几句是可以的，一认真追究罪名，反倒成了“莫须有”。问题是专案既成，又不能不查出几件足以“服天下”的行状来了结，所以根据孔局长的意见，只好采取“歪打正着”的办法，从其他方面找岔子了。于是从尿布时代查起，几乎连上小学时打了教室的一块玻璃这类恶作剧也不肯放过。如此种种，全是鸡毛蒜皮，但集中得多了，似乎确实有了一点“舆论”的味道。轻信和盲从作为当时的一个时代性格，使得许多过去对小祥比较熟悉的人，都禁不住懵懵懂懂地疑心自己以前是不是被他的迷人的外表蒙蔽住了。

而了解内情的人，依然清楚专案组进退失据的难堪。因为他们回来和大家闲扯的时候，再也谈不出什么新情况了。

“这小子，要在旧社会准是个‘瘾君子’，审他的时候居然跟我们要烟抽。”

多数只能谈谈这些“当日新闻”，而对我来说，却能从这些关于小祥的只言片语中，想象到他此时的苦闷。孔局长大概也明白专案组的难处，所以很宽限，并不催着结案，就在这时候，发生了那件震惊世界的事——九月十一日，北京传来噩耗：毛主席在两天前逝世了。

主席的万岁之日偏偏出在了震灾期间，国难加国丧，祸不单行。为了减轻北京治安方面的压力，市局决定九月十五日从北京监狱转送七百名犯人和一部分“劳教”人员到清河来，除了要求清河农场务必做好接收工作外，市局还下了死命令：在毛主席治丧期间，不准一个犯人逃回北京。非常时期，如有胆敢闹监、逃跑和进行反改造活动的犯人，要不惜用最严厉的手段加以制裁！孔局长在长途电话里向局党委立了军令状，工作队的归期一下子变得杳然了。大家每天分组下去摸情况，和各分场一起订措施、抓落实，忙得不可开交，小祥的专案在无形中被搁置一边，难得再听到他的消息了。

仅仅是那次，在一分场汇报犯人对主席逝世的一些反应时，他们谈到了小祥。

“他听到消息的时候倒是流了眼泪，这几天没怎么说话，后来跟看守的干部要黑箍戴，没给他，今天早上发现他把褥子上的黑布撕下一条戴在胳膊上了。值班干部批评他这是破坏公物，可一看反正也撕下来了，也就让他戴了。”

孔局长没说话，洪场长说了句：“情有可原。”沉吟一下，赔着几分小心地又对一分场的人说道：“你们今天是汇报犯人的情况，顺带讲讲他的表现也不是不可以，但最好不要真的把他当犯人对待，他不是犯人。过几天看看能不能给他找个棚子住，那间反省号长期住人不安全，人也受不了。”

一分场的场长点头称是：“对对，那房子没窗户，人在里面待一会儿就是一身汗，可我们那儿防震棚又紧张得不行，现在只好每天让他擦一次澡，就是没换洗的衣服，他家没人送。”

洪场长点点头说：“我们找人送吧。”

散了会，洪场长让我去找一下小祥的邻居，他们有小祥家的门钥匙，让我到他家拿出几件衣服来托顺路的人带到一分场去。

嘿！这岂不是个难得的机会，我干吗不自己去？

第二天恰巧是星期天，我从小祥家取出几件干净衣服，借了辆自行车，谁也没告诉，一个人往一分场来了。以后要是有人问起，我可以说，没找到顺路的人。

一分场监区的围墙不像八分场塌得那么厉害，除了少数地段还搭着脚手架外，大部分墙体都已修复。在监区门口，我碰上了一分场直属队干部刘成德。主席逝世后，管教干部都发了枪，刘成德瘦巴巴的身子上也别了一支老式的美国撸子。他听到我是给小祥送衣服来的，便极其热情地把我领到一间办公室，引见给值班干部。值班干部见我是工作队的，不敢怠慢，说一声稍候，便拿上钥匙奔反省号去了。